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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转自：新闻晨报

　　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获奖者袁筱一：

　　年轻译者，不要过快沉湎于人工智能

前不久落幕的“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颁奖典礼，是35位获奖者的高光时刻。而上海这个有着深厚文脉的城市，在本届鲁迅文学奖中也收获颇丰，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在上海创下历史最佳成绩：五部文学作品提名、三部文学作品获奖，上海作家薛舒的《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获散文杂文奖；上海翻译家戴从容译的《芬尼根的守灵夜（三卷）》和上海翻译家袁筱一译的《战争，战争，战争》同时获文学翻译奖；此外，有四部获奖作品在上海出版发表，也创下历史纪录。

　　对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袁筱一来说，结束了8月底的鲁迅文学奖系列活动和颁奖典礼之后，在夏秋交替的9月，她重新开始回归常态化工作。而在10月底，她将回到工作多年的华师大参加“文明互鉴与文化间对话：世界视域里的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

　　从8月份成功举办的上海书展、上海国际文学周到9月初启动的2026上海写作计划，各种文学活动纷至沓来，就在9月5日，多位外国作家在沪参加了上海写作计划的开幕。身兼上海作协副主席和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的袁筱一认为：“其实在今天，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只是把外国文学介绍进来，而是一种越来越深入的文学交流，尤其是外国作家，他们来到上海，在这里生活和写作，与读者、译者、出版人发生直接联系，这就使得翻译逐渐地从书面语言或者书稿语言转换进入了一个更加完整的文化交流现场。所以我觉得上海今天的文学是翻译的生态，可能面临最大的变化，首先是对当代作品翻译的比例在逐渐扩大，因为过去我们翻译经典，而今天我们是在通过翻译参与世界文学经典化的一个过程。”

　　日前，晨报记者采访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获奖者袁筱一。袁筱一认为，今天的译者不仅仅要会翻译，还要有眼光，有学习能力，也要有判断力。此外，袁筱一也提醒年轻译者，不要太快地沉湎于人工智能。

　　新闻晨报：你长期从事文学翻译研究工作，对上海当下的文学翻译生态有深入的观察。你认为，与过去相比，上海在文学翻译的生态和传播环境上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对当下的翻译工作者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袁筱一：如果以我个人从事文学翻译这些年的经验来看，上海文学生态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正在从过去以量取胜逐渐过渡到更加重视质的阶段。因为上海本来就是中国文学翻译的重镇，今天上海越来越坚定地以开放、包容的姿态面对世界，也越来越明确自己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定位。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文学翻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出版问题，它实际上也是上海参与世界文化交流，形成自身文化品位的一种方式。

　　这些年我接触过一些上海的出版人，也会觉得他们的眼光非常先锋。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已经有明确定位的一些文学经典，或者说我们在过去尤其关注的虚构写作的一些小说和经典。而现在的出版人会非常关注非虚构跨文类的一些写作，思想类的一些著作，以及一些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文学价值的作品。这里面其实体现出一种很重要的上海经验，因为开放并不意味着没有选择，恰恰是因为面对的东西越来越多，才越来越需要判断。这也对译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过去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翻译工作是在填补经典的空白，那今天经典翻译的空白越来越小，而当代文学的翻译则越来越可能参与一部作品、一位作家乃至一种文学现象经典化的过程。我觉得译者要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任务会发生一些变化，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变化，我觉得今天的译者不仅仅要会翻译，还要有眼光，有学习能力，也要有判断力。所以，我觉得上海翻译生态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译者的价值不只是体现在翻译得好不好，更体现在他看见了什么，选择了什么，以及通过翻译让什么样的文学作品进入了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视野，并且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思考。

　　新闻晨报：目前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如何看待上海在“文学翻译”领域的突破与地位？你认为，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包容性和先锋性，是如何激发和支撑翻译工作者的创作与探索热情的？

　　袁筱一：我觉得上海在文化翻译领域的地位，它其实是来自一种非常深厚的城市文化传统。如果回望上海近现代文学史就会发现，这座城市从来就是不同文化相遇、碰撞和转化的地方。翻译在上海从来不只是一个语言问题，它一直是和出版、文学、思想以及城市文化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今天我们谈上海的文学翻译，当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在一个有很深历史积淀的传统上继续往前走。但我觉得上海文学翻译真正具有活力的地方就在于——它从来没有把这种传统变成一种自我重复。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我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受，就是上海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以及文学和文化的实践都是在不断地打开边界，我们既要研究传统，也要面对当代；既要关注中国文学，又要持续的关注世界文学；既要做学术研究，也越来越重视文学和公共文化、城市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种环境对于文学翻译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一直觉得上海的文化包容性并不是简单地说什么都可以进来，而是一种愿意让不同的东西发生碰撞，甚至发生这个新的创造的这样的一种能力。上海的先锋性也不只是追求新奇，而是对新的事物保持着一种不轻易拒绝的能力。这就会给译者一种很大的自由度，因为文学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不断面对陌生事物的一个工作。上海这样一个文化资源高度集中、国际交流又非常频繁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你会不断遇到新的作家、新的出版理念、新的文学形式甚至是新的知识领域，它就会不断地提醒你自己还不知道什么，这会对译者构成非常好的一种刺激。所以说，如果说这个上海在文学翻译领域有什么突破，我不太愿意简单地把它归结为翻译了多少书，或者得了多少奖，而是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新的形态不断生成。出版人在选择，译者在探索，作家在交流，学者在研究，读者也越来越主动地这样参与进来……当这些因素能够彼此激发时，这座城市就不仅仅是文学翻译的一个生产地，而是会成为一个文学翻译意义上的发声现场。

　　新闻晨报：你曾提到“翻译是成全他人，也是发现自己的旅程”。对于当下投身文学翻译的青年从业者，你有哪些建议与期许？你认为青年译者最应该具备的素质是什么？

　　袁筱一：如果让我今天给年轻译者一些建议，我当然很愿意从自己说起。我觉得青年译者最需要保护的其实是自己对语言的感觉。我们经常说不忘初心，我们的初心就在于语言，在于在语言中徘徊和选择的能力。我们今天必须面对人工智能，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AI当然会给文学翻译带来很多新的可能，也会成为译者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所以我首先想要提醒年轻译者，不要太快地沉湎于人工智能，不要因为工具越来越强大，就过早地放弃自己与语言相处的时间，因为翻译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常常是发生在那些还没有决定的时刻。所以，一个词究竟应该是这样译还是那样译？一句话究竟应该是保持这种原文的节奏还是应该换一种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一个看起来完全可以对应的词，为什么放在那里就不对？这些看似微小的一些犹豫、比较和选择，其实就是译者工作的核心，因此年轻译者不应该简单地把效率误认为一种能力，也不要让工具反过来规训自己。如果每一次面对语言，我们都只是接受机器已经给出的最优解，那么我们慢慢失去的可能不仅仅是一种翻译的方法，而是自己作为译者的一种判断力。简单来说，我觉得青年译者首先应该培养的是一种耐心，要反复地问自己，我还能不能因为一个词而停下来？因为两种不同的表达而犹豫，因为一句话到底应该怎么说而感到兴奋。如果这种感觉还在，我觉得翻译这件事还是会有生命力的。讲到对青年译者最大的期许，或许就是很简单的，也是我一直在不断重复的——就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读者，一个对语言敏感的人，要保留对语言的好奇。因为文学翻译的实质就是在两种语言之间不断寻找，不断选择；这个过程当然很辛苦，但是我觉得它是文学翻译真正动人的地方。

　　晨报记者 严峻嵘